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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职业教育年鉴(2017)》全面出版发行

    《中国职业教育年鉴》是反映中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情况的大型资料性工具书。《年鉴》的编撰、出版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界和产业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既可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为专家学者研究中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事实依据,也可为有关职业院校、行业协会、企业、教育培训机构等提供系统、准确、广泛的参考信息,还可以作为图书馆、研究机构等的重要参考工具书。在中国职业教育及相关领域的学术界、实务界和政府管理部门的积极参与下,在编委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职业教育年鉴(2017)》于2017年5月份正式出版发行。本书内容丰富广泛,共设政策篇、统计篇、国际篇、产业发展与职业教育篇、研究篇、案例篇和附录篇,涵盖国内职业教育政策动向、理论研究前沿、国际先进职教模式、产教融合等多个方面,特别是深入剖析了新兴产业与职业教育融合发展情况,以期推动职业教育更好地服务产业发展。目 录政策篇第一章 职业教育重大政策法规综述第二章 职业教育重要观点引述统计篇第一章 中国职业教育统计分析第二章 中国职业培训与技能鉴定统计分析第三章 中国职业供求统计分析国际篇第一章 国外现代学徒制研究第二章 国外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分析第三章 国外“学分银行”制度研究产业发展与职业教育篇第一章 文化创意行业与职业教育分析报告第二章 城市轨道交通行业与职业教育分析报告第三章 虚拟现实行业与职业教育分析报告第四章 普惠金融行业与职业教育分析报告第五章 云计算行业与职业教育分析报告第六章 珠宝首饰行业与职业教育分析报告第七章 无人机行业与职业教育分析报告第八章 移动互联网行业与职业教育分析报告研究篇第一章 职业教育发展研究研究报告一 谈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愿景研究报告二 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最大潜力在于职业教育研究报告三 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引领 推动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研究报告四 中国制造2025宏观战略背景下探索我国应用技术大学设置与评价研究报告五 破解三农难题,农村职成教育大有可为第二章 职业教育专题研究研究报告一 中等职业教育教研工作的方式与方法刍议研究报告二 基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新一轮国家规划教材建设工作的思考与实践研究报告三 “以技能操作为核心的项目式教学”与“六步教学法”研究报告四 县域职业学校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建议——以安徽省宣城市为例案例篇第一章 突出办学特色 塑造职教品牌案例一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案例二 佳木斯职业教育集团案例三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案例四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案例五 贵州航天职业技术学院案例六 安徽省汽车工业学校第二章 深化校企合作 培养专业人才案例一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案例二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案例三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案例四 上海石化工业学校案例五 安顺职业技术学院案例六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第三章 加强国际合作 提升办学水平案例一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案例二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案例三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案例四 浙江省机电技师学院第四章 强化文化育人 提高综合素质案例一 六安职业技术学院案例二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案例三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案例四 温州鹿城职业技术学校第五章 借鉴海外经验 推动职教发展案例一 柏林工业大学案例二 日本丰桥技术科学大学案例三 旧金山城市学院案例四 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附录篇附录一 2016年中国职业教育大事记附录二 2016年中国职业教育相关政策法规汇编附录三 全国高等职业院校创新创业示范校名录附录四 全国职业院校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试点院校 购买地址请戳: 《中国职业教育年鉴(2017)》

  • 《中国职业教育年鉴(2016)》全面出版发行

    Ø 年鉴介绍《中国职业教育年鉴(2016)》,聚焦职业教育领域的大型工具书——重磅推出多家行业协会、众多院校机构鼎力支持,百余位专家学者智慧结晶——倾情推荐汇聚权威分析、前沿政策、科学数据、案例实证、国际视野及更多精彩——全力打造Ø 特色亮点专业剖析透彻—筛选战略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中的十大行业,深入分析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融合状况;统计分析系统—汇总职业教育海量数据及重要政策,用数据说话,系统展现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全貌;参考借鉴全面—紧扣职教热点,精选优秀职校,分析国内外先进职教模式、办学经验,启发思考与借鉴。Ø 订购方式《中国职业教育年鉴(2016)》于2016年5月正式出版发行,读者可在天猫深圳吉美图书专营店订购即享优惠。欲了解更多详情,欢迎垂询国泰安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研究院订购事宜。联系人:申女士/梅女士 电话:0755-2690 1365/ 0551-62731966 手机:15002088785/15955180506E-mail:li.shen@gtafe.com/rong.mei@gtafe.com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1001号南山智园A4栋Ø 关于国泰安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研究院国泰安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研究院(GTA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缩写为GVEIDRI)以“传承职教薪火、推动产教融合、再创人才红利、助力民族复兴”为宗旨,凝聚海内外专家学者智慧,深入开展职业教育前瞻与应用研究,助推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着力打造职业教育发展智库、理论与实践研究高地,让职业教育真正回归教育的本源,把职业教育培育成国家“软”实力,积极配合“一带一路”战略,“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为职业教育改革、产业发展与民族复兴注入创新动力。天猫购买网址:请戳我!

  • 破解难题、探索方向、迈向未来 2015(首届)中国职

    进入八月份的深圳,气温不断升高,但比气温更“热”的是职业教育创新的话题。“来到深圳参加了首届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峰会以后,我才知道职业教育创新对‘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有多重要,对中国制造2025的实现有多重要。“这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职教专家们,在2015(首届)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峰会闭幕后发自肺腑的感言。本次峰会历时两天,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作为指导单位,世界教育合作论坛、深圳工业总会、国泰安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研究院共同主办,深圳国泰安教育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承办。从8月8日上午召开的6场闭门圆桌会议开始,历经5场高层论坛和16场专题论坛,直到8月9日下午落下帷幕。峰会邀请了90余位职业教育政策制定者及职教领域权威专家学者作为演讲嘉宾,更吸引了来自美国、德国、日本、赞比亚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职教工作者、政府主管部门领导、职业教育服务商和主流媒体等1200多位嘉宾,大家共同聆听了一场又一场精彩的演讲,展开了一次又一次思想的碰撞。峰会开幕式盛大开启峰会以“破解难题、探索方向、迈向未来”为主题,深入探讨了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职业教育与国际合作、职业教育发展困境与破局等核心问题。深圳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郭雨蓉女士,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投资和技术促进高级顾问梁丹女士和深圳国泰安教育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上海交通大学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工孟先生在开幕式上致辞。深圳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郭雨蓉为开幕式致辞深圳国泰安教育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上海交通大学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工孟为开幕式致辞国务院参事,科技部原副部长、党组成员刘燕华先生和汇力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理事长孟晓苏先生分别发表了主旨演讲,指出了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要从数量、质量、层次、结构、专业领域等应对职业人才结构变化,要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进行大变革,发挥职业教育的巨大潜力,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再创中国人才红利。国务院参事,科技部原副部长、党组成员刘燕华发表主旨演讲汇力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理事长孟晓苏发表主旨演讲在峰会的5场高层论坛上,教育部职业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杨进先生,国家督学、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云南省教育厅原厅长罗崇敏先生,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毕结礼先生,世界天才大会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教授中松义郎先生,谷歌学习策略部原部长、摩根士丹利公司培训与开发部副总裁Piotr Feliks Grzywacz先生,国际卓越教育中心董事长、以色列艺术科学学院理事长,“未来科学家”以色列总统论坛成员Hezki Arieli先生等众多重量级嘉宾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围绕着职业教育的困境与破局、新常态下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合作、“一带一路”战略下的职业教育人才红利及工业4.0背景下职业教育的发展等主题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前沿理念,获得了与会嘉宾及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教育部职业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杨进在高层论坛A中发表演讲世界天才大会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教授中松义郎在高层论坛B中发表演讲Pronoia集团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谷歌学习策略部原部长Piotr FeliksGrzywacz在高层论坛E中发布演讲9日进行的16场专题论坛精彩纷呈,:“工业互联网”时代职业人才结构变化,职业教育信息化下的智慧校园建设,产校融合的纠结与落地,人才破茧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职业教育等多个主题结合当前时代发展趋势及国家政策红利,深入研究探讨了我国职业教育的难题、方向和未来。此届职教峰会还特别开设了国际合作专场和台湾专场,分享职业教育发展领先国家和地区的成果与经验,探讨了多样化职业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为我国职业教育提供的新思路,创造了互动性的国际职业教育合作平台。专题论坛中嘉宾各抒己见,热烈讨论峰会期间,主办方还举办了职业教育管理高级研修班和全国职业核心能力指导师和考评员认证培训班两大高级研修班。同时,2015中欧汽车知识与技能大赛和全国金融与证券投资模拟实训大赛两大职教技能大赛的总决赛也在此次峰会期间落下帷幕,经过三个月的激烈角逐,二十支队伍脱颖而出进入总决赛。最终,铜陵职业技术学院和深圳第二高级技工学校获得汽车大赛冠军,黎明技术学院“来回一直做”队和北京黄庄职业高中摘得金融大赛桂冠。本次大会精彩纷呈,硕果累累。主办方之一,国泰安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陈工孟教授提出了一个宏大的战略:职教创新助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帮扶中国两亿弱势群体脱困。峰会上众多专家的观点和建议,都与陈工孟院长的主旨思想不谋而合。陈工孟院长在峰会上表示,如果我们以“高铁战略的意志”,“高铁战略”的创新力,与“高铁战略”的专业精神来办职业教育,就一定能够把我国职业教育办到极致,办成世界第一,让职业教育真正回归教育的本源,把职业教育培育成国家“软”实力,输出到“一带一路”国家,解决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将碰到的重大障碍和瓶颈:技能型劳动力缺乏问题。而帮扶中国两亿弱势群体脱困,不但可以让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实现,亦可以再创中国人才红利,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真正转变。本次职教峰会,参会人员形成了明确共识,那就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创新,不能单纯依靠教育界的努力,而是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付出。为此,陈工孟院长在职教峰会的开幕上表示,计划在明年此时举办世界教育合作论坛,期待在深圳把世界教育合作论坛打造成教育界的“达沃斯”。盼望中国的教育不仅仅是为中华民族的进步起到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而且也要创造机会为全球的教育发展作出中华民族的贡献。与会的专家学者们纷纷表示,中国梦的关键是教育梦,期待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与配合下,将中国的教育改革发展创新事业做得更好。

  • 《中国职业教育年鉴(2015)》全面出版发行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年鉴2015》天猫平台上线啦!已上线,已上线~为感谢广大朋友对《中国职业教育年鉴2015》的支持,我们的年鉴现在在线下销售原价980的基础上进行线上6折销售,还没有定购的亲们,你们心动了么,速速行动起来吧~※年鉴介绍※首部聚焦职业教育领域的大型工具书——重磅推出※多家行业协会、众多院校机构——鼎力支持※汇聚100余位专家同仁、历时数月——倾力打造※业界学者、协会单位、图书馆藏——倾情推荐※ 特色亮点专业剖析更透彻—筛选战略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中的八个行业,深入分析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融合状况;统计分析更系统—汇总职教领域三十余年海量数据及重要政策,用数据说话,系统展现我国职业教育全貌;参考借鉴更全面—紧扣职教热点,分析国内外职业教育先进的职教模式、办学经验,提供全面参考与借鉴。※订购方式《中国职业教育年鉴(2015)》于2015年6月正式出版发行。读者可在天猫、研究院官网进行购买;也可直接联系国泰安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研究院咨询订购事宜。联系人:申女士/梅女士 电话:0755-2690 1365/0551-68128748 E-mail:li.shen@gtafe.com/rong.mei@gtafe.com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1001号南山智园A4栋合肥市高新区创新产业园二期F1栋18楼※关于国泰安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研究院 国泰安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研究院(GTA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GVEIDRI),以“传承职教薪火、推动产教融合、再创人才红利、助力民族复兴”为宗旨,凝聚海内外专家学者智慧,深入开展职业教育前瞻与应用研究,助推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着力打造职业教育发展智库、理论与实践研究高地, 让职业教育真正回归教育的本源,把职业教育培育成国家“软”实力。积极配合“一带一路”战略,“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为职业教育改革、产业发展与民族复兴注入创新动力。 天猫购买网址:请戳我!!!

  • 《中国教育报》记者专访国泰安董事长陈工孟先生

    2015年8月6日下午,《中国教育报》记者在深圳国泰安教育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安)总部智园A4栋12楼对国泰安董事长兼总裁陈工孟先生进行了专访。陈董事长就自己创办国泰安的缘由、国泰安“一带一路”职教高铁计划、中国职业教育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以及校企合作等几方面与《中国教育报》记者进行了深入交流。陈董事长首先谈到,2003年时,他在成思危副委员长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参与创办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并连任8年院长,为推动我国风险投资事业与创新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8年后,时值2011年,当中国风险投资产业已渐趋成熟之际,他开始寻找自己下一步应该做的事情。出于自己在过去十年间对中国教育所存在问题的长期思考及自身对中西方教育在体制、方法、理念上差异的切身体验,陈董事长毅然决定创办国泰安,投身于推动教育改革创新、促进教育回归人本的事业中,希望以此为国家与民族未来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持续发展所必需的人才储备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其后,陈董事长着重谈到了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以及国泰安“一带一路“职教高铁计划对此战略的助力与支持。他认为,“一带一路“战略积极推动了世界格局的重构,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升基础设施的同时,也带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而在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进行制造型及生产型项目大量转移的过程中,必定会随之产生技能型劳动力派遣不足和派遣劳动力成本过高的问题,“一带一路”国家亦存在提高本国就业率之需求与其自身职业教育落后而导致人才匮乏二者间的矛盾。国泰安据此率先提出“一带一路职教‘高铁’计划”,志在将职业教育创新体系培育成中国在世界上的重要“软”实力,输出到“一带一路”国家,突破当地技能劳动力缺乏的瓶颈而助力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落地。同时,为当地培养技术人才也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实在是一举多得的战略之举。接下来,陈董事长与《中国教育报》记者谈到了中国职业教育当前所存在的问题。他认为,“专业学科设置与地方经济产业发展需要相脱节”、“教学方法、理念、工具、教材与职业教育的特征相脱离”、“教师积极性不高”、“学生积极性不高”以及“校企合作名存实亡”都是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中急待突破和转变的关键点。最后,陈董事长从“企业更懂产业发展及需要”、“企业更有执行力,对市场嗅觉更敏锐”以及“企业的市场化运作机制更灵活”等三方面谈到了企业在校企合作中发挥着的骨干作用。此次《中国教育报》记者对陈董事长进行的专访一方面体现了国泰安在教育界持续增长的知名度与实力,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扩大提升了国泰安在相关领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我们也诚挚欢迎各界媒体朋友与国泰安继续保持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共同见证中国教育未来创新发展的每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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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时代职业教育要有新作为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英明判断,明确了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奋斗目标。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职业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践行服务宗旨,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有新担当新作为。不忘育人初心。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当然也是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职业教育培养人才,不仅需要具备高素质技术技能,更重要的是有担当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职业院校必须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把握学生思想脉搏,采取更加务实和灵活的方式,变“思政课程”为“课程思政”,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教育全过程,讲透新时代思想,讲好新时代故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广大师生牢固树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改进职教供给。新时代的变化是全方位的,整个社会都在经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巨变。作为与经济社会结合最紧密的职业教育,应该主动适应这些变化。新时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产业交融发展且变化大变化快,新材料、新能源、新装备、新农业、新服务、新业态层出不穷,职业院校要有超前的眼光和胆识,在专业建设、人才培养规格和培养目标确定、人才培养方案完善等方面进行市场细分,持续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继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同时,不断加大内涵建设和特色建设力度,紧跟科技进步与产业发展调整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源源不断地为新时代输送高质量技术技能人才。丰富服务内容。人民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是接受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广大社会成员素质提升改善的需求也日益强烈。职业院校理应主动承担责任,在服务技能人才培养的同时,研究社会各方面成员接受科学知识、技术技能、文化艺术、健康保健等方面教育培训的需要,充分利用优质科教资源,在社区教育、终身学习、老年教育等方面主动作为。职业教育还要发挥好扶志、育智、培养技能的特殊作用,服务好精准扶贫。同时,职业教育自身也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职业院校要主动对焦帮扶,把先进的办学经验和教育资源辐射出去。激发发展活力。适应新时代需要,职业教育要继续推进综合改革。职业院校要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坚持问题导向和倒逼机制,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口,着眼于过去想改而没有改好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破解职业教育发展中的系列难题。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将进一步优化职业教育发展的大环境;而主动的、自下而上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体制机制的探索,将进一步激发职业院校发展的无限潜力。走向世界舞台。与国际职业教育发展相比,我国职业教育有明显的后发优势,站在新时代、面向世界舞台时,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和经验。在“一带一路”等国际化战略背景下,职业院校已经超越过去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的限制,开始把国际化作为衡量办学水平的主要指标,纷纷与中国企业携手走向世界,广泛寻求走出去办学的机会。我国的职教模式,已经开始在更加广阔的国际舞台发挥作用,并必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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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代中国农业职业教育教材演变研究

    摘 要:近代中国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经历了从引进到本土化,从失范到规范化,从偏向理论到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历史过程,具体地分为四个时期。对近代中国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的演变历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近代中国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的发展特点,并为现今的职业教育教材体系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关键词:近代中国;农业职业教育;教材演变近代中国的职业教育是从实业教育开始起步并演变而来的,作为近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近代中国的职业教育对于变革社会观念和促进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近代农业职业教育教材是近代职业教育教学的构成部分,对其历史演变加以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近代职业教育教材的发展变化过程,为现今的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和教学改革提供历史借鉴。纵观已有的有关职业教育的文献,关于近代职业教育教材的研究有所不足,大多是有关普通学校教材的研究,这固然与职业教育本身的特点有关,但却不能因此否认近代职业教育教材的存在以及它对近代职业教育或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笔者拟根据近代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依据时间的维度,分清末农业学堂的教材、民国前期农业学校教材、南京国民政府“黄金十年”的农业教材以及抗战至新中国前的农业教材四个阶段,分析近代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的演变过程,旨在了解近代农业职业教育教材在近代社会变化发展过程中如何走向本土化、规范化和可操作化以及对现代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借鉴意义。一、近代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的必要性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分为农、工、商和家政四大类,相应地,职业教育也分农业教育、工业教育、商业教育、家政教育四类。而在四大类中,农业职业教育占据着主要地位,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历来农业社会的传统,农民占据社会人口的绝大部分,而社会要发展前进,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职业教育问题就日益凸显,并且在众多的职业领域中成为重要的一环。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国民经济建设领域出现了一场“工农之争”,不管是“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都是为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工农协调发展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根据对1917—1949年《教育与职业》杂志中有关“职业学校教育”的文章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有关农业教育的有118篇,有关工业教育的有83篇,有关商业教育的有56篇,有关家政教育的有39篇,关于其他类教育的有34篇,其中论述工业教育重要性方面的文章有51篇,为最多。由此可以看出,“农业教育”在“量”的层面处于各科教育之首,而“工业教育”在重要性程度上高于“农业教育”,处于各科教育之首。在数据背后,深层次地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群体关于经济发展的思想路向: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农业处在基础性地位,事关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直接利益,因此,农业职业教育也事关重要,不容忽视。二、清末农业学堂的教材1904年的《癸卯学制》中首次出现了近代“农业学堂”的称谓,而在这之前,农业学堂被笼统地称为实业学堂。虽然存在着称谓的不同,但是近代农业教材却是先于“农业学堂”的称谓而出现的。清政府在1896年设立“官书局”,提出“凡有益于国计民生与交涉事件者,皆译成中国文字”。这样,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官书局”等机构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国外科技书籍,当然也包括农业科学著作,因此,中国早期农学著作和教材便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农学类刊物《农学报》,于1897年5月在上海创刊,由罗振玉创办的上海农学会主办,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专业性的农业学术杂志,为近代农业教育的兴起奠定了知识、教材和教育理论基础。上海农学会于1900年前后编辑了一套总计86卷的《农学丛书》,这套丛书就是在《农学报》的基础上编订的,分7年刊出,共收入当时的农学译著149种。《农学丛书》所涉及的学科门类较为齐全,分别介绍了当时国外有关农学各科领域所达到的先进水平,丛书的内容涵盖农业基础理论、专业理论与技术、生产经营管理等各个方面,且大部分译文是以教科书、研究专著的形式出版的。如日本人峰几太郎的《植稻改良法》,其他日本专家所著的《农作物病理学》、《实用种子学》、《土壤学》、《果树栽培全书》、《农业动物学》、《森林学》、《森林保护学》、《农业气象学》、《水产学》、《蚕体病理》、《蔬菜栽培法》等,英国人且尔恒理所著的《农学入门》、《农学初阶》,美国人约瑟夫·莱曼所著的《美国植棉书》等,这些来自日本或欧美的农业书籍经翻译刊行,就成为农业学堂的教材和主要参考书。这一时期,留日学生对农业教材的贡献也很大,如陆世芳在东京组织的教科书译编社翻译了大量的日本当时的农业书刊。在留日学生中,译著最多者当属1903年留日的范迪吉等人,他们曾经译著了100册本的日本《普通百科全书》,最后由会文出版社出版。在这套《普通百科全书》中,日本农业学校的教科书占比最大,且叙述都较为简明扼要,系统性、逻辑性较强,比如《植物新论》、《霉菌学》、《植物营养论》、《农艺化学》、《土地改良论》、《肥料学》、《畜产各论》等。当时社会上一些有影响力的会社和学者也致力于农学教材的出版,如由浙江奉化人庄崧甫等人组织的上海新学会社,翻译出版了众多的日本当时的农林课本,如《果树栽培学》、《蔬菜教科书》等,作为农科学生学习的参考书。在我国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知识的8卷本中文译著《植物学》,又称《植物学基础》,是由我国学者李善兰和英国在华传教士韦廉臣根据英国植物学家林德利的著作合作翻译出版的。综上所述,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清末农业学堂的教材主要是来自对日本农学教材的译著,虽然也有引自英国、美国等国的教材和总结我国农业教育传统的《农学丛书》,但是这些只是对这一时期农学教材主要来自日本的一点补充而已。这一时期,农业教材的内容主要来自日本的农业学校,以日本的农业知识发展为导向,教材的编排结构、体例都是仿照日本的教材模式。有关农业教材的本土编撰者几乎没有,只有译著者,留日学生是这些译著者的主体,这也与当时中国学子的留学方向密切相关。虽然这一时期的农业学堂的教材编写缺乏规范,而且又大多是对国外教材的译著,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一时期启动了近代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的开端,使得社会开始关注农业教材,为之后农业教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三、民国前期农业学校的教材民国建立后,当时的教育部在1912年1月19日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将清末的“学堂”改称为“学校”,这样“农业学堂”也就自然而然被称为“农业学校”,并且还将“初等农业学堂”改称为“乙种农业学校”,将“中等农业学堂”改称为“甲种农业学校”,但是“高等农业学堂”则不在职业教育的范围内。这一时期农业学校的课程分为“完全之普通”和“简易之普通”两类,此时仍然很少有专为农业学校编印的农业职业教育教科书,很多农业学校以油印的讲义充当教材,而且也有很多教材来自国外,如邹秉文就曾对当时存在于甲种农业学校中的讲义评论道:“不取自农业专门学校,即译自外国农科大学”。在这种情况下,1916年,邹秉文、谢家声等人根据自身在金陵大学教授植物病理学的教学经验,结合当时我国农业的实际状况,一起合作编写出了中国人自己的第一本植物病理学教材——《植物学概要》,之后又连续出版了一些农科教材,如胡不青、邹秉文等人编写的《高等植物学》等。在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之后,近代中国职业教育体系得以初步确立,农业职业教育自然也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于1923年10月召开第九届会议,会上议定了新学制师范及职业科课程标准,委托中华职业教育社草拟,于1925年发行了《新学制职业科课程标准》一书。教育部曾在新学制颁布之前召开全国实业学校校长会议并征集意见,最后议定在各省教育厅特设实业教育教材,并且每年对各省实业教育教材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查,编成表册,发放给各个学校作为参考。这段时期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都曾出版过农业教科书,或是对之前的农业教科书进行再版,如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分别出版了一些“初级农业职业学校教科书”和“新学制农业教科书”。但由于军阀混战,导致之前的以讲义形式进行农业教育的情况仍然存在,讲义自身存在的问题仍然明显。吴觉农曾指出:“全中国的农业学校,不论其为大学、专门、中等、初级,更不论其为宜麦的北方、宜稻的南方,而且更不论其为中国有无这种种类,在全部的讲义中,大都是千篇一律。”不过这段时期由这些出版机构刊发的农业书籍还是部分地弥补了农业教材的欠缺。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农业职业教育教材有所发展。农业职业教育教材得到了政府的重视,并且委派专门机构研究拟定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的标准,体现出近代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的编写出版开始走向规范化。而且这一时期,出现了国人自编的农业教科书,教材内容开始将教学与当时农村农业实际相结合,逐渐走向本土化。这一时期,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的编写者主要是大学教授,如我国第一本农业教材《植物病理概要》即是金陵大学的邹秉文和谢家声两位教授所著,而且在他们之后,金大农学院的教授相继编写了一些农业教材,这些教材更多的是有关农业的理论性知识,在操作性方面体现出不足。如在《高等植物学》中,厘定了许多植物学的名词,将“显花植物”改为“种子植物”,将“隐花植物”改为“孢子植物”等,为共同开展植物学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关于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的内容则大都千篇一律,未能适时根据社会发展更新相关的农业知识,也未能跟踪最新农业知识的发展。四、“黄金十年”的农业学校教材“黄金十年”是指1927—1936年相对稳定的时期。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中小学课程标准委员会,但当时的职业课程标准设置只有商业科有已颁布的暂行标准,其他各科的职业课程标准都没有颁行。不过当时还是存在一些与职业学校课程标准有关的条例,如教育部1933年制定颁布的《职业学校各科教学科目及时数概要》以及1934年刊行的《职业学校各科课程表教材大纲设备概要汇编》。在《职业学校各科课程表教材大纲设备概要汇编》中,有关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的科目包括农艺、森林、蚕桑、畜牧、园艺、水产和农村合作等7科,初级农业职业学校的科目包括普通农作、森林、蚕桑、畜牧、园艺和农产制造等6科。在这一时期,首次出现了由教育部颁布刊行的农业教育各科课程表。与之前的农业学校课程都是由各个学校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模仿移植欧美或日本的成例,从而导致教材出现良莠不齐、质量低劣的问题,阻碍了农业教育的发展相比,部颁的农业教育各科课程表的出现,统一了农业教材编写的要求和原则,有利于农业教育水平的提高。这一时期可谓农业学校教材的“黄金发展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当时的教育行政委员会即刻组织成立了教科图书审查委员会,议定颁布教科图书的审查办法,使得教科图书的编写出版有了法律规范。1927年,教育部接受蔡元培的意见,改教育部为大学院,教科图书审查委员会也就由其进行组织运作,委员会规定各书局出版的教课图书必须报由教科图书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之后才允许发行使用。然而,历史证明大学院制是一次失败的尝试,1928年,大学院改回原来的教育部,同时成立编审处,继续开展教科图书的审查工作,1932年教育部撤销编审处,成立国立编译馆,由国立编译馆接任编审处的工作,教科图书经国立编译馆审查合格后由教育部核定颁行。1936年,教育部组织成立了职业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全国职业教育专家和著名职业学校的校长组成,委员会“一面参照教育部印行的职业学校课程表及教材大纲,厘定简明目录,一面分科审查教育部征集的讲义和已出未出的书稿”。如中华书局从1935年开始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旨在经营农业和指导农事的农业丛书,这些农业丛书有的也被作为中级以上学校教本或参考用书。另外,当时的大学农学院也在积极开展农业教材的编写,如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陈嵘的《中国树木学》、《造林学概论》和《造林学各论》,章之汶、李醒愚的《农业推广》,童玉民的《农业社会学》和《农业合作社》,章文才的《实用杆桔学》,李积新的《垦殖学》和《肥料学》等一批农业教材和参考书,这些教材多侧重于理论。而国立中央大学则侧重于农业知识的操作性方面,中央大学农学院曾先后出版《农业浅说丛书》、《东大农科丛书》、《园艺丛书》,其中《农业浅说丛书》是普及性较强的推广小册子,语言浅显易懂,内容涉及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且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如《中稻浅说》、《养蚕浅说》、《植树须知》、《接木法》、《葡萄栽培法》、《养蜂浅说》、《改良江北养猪的意见》等等,这些都是注重实际操作层面而编写出来的小册子,作为当时农业职业学校的教材,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纵观这一时期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的发展,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中小学教材编写委员会,而且请全国职业教育专家和著名职业学校校长组成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共同商定教材的编写以及出版等,使教材编审制度进一步完善,体现了近代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的规范化、法制化,而且也体现了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编写的科学化。同时,这一时期的大学在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的编写出版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金陵大学主要侧重于农业理论知识的研究,而国立中央大学则注重农业的实际操作,这样在整体上既满足了最新理论知识的需要,同时又满足了农民对农业实际操作性知识的要求,使得这一时期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的内容和结构更加合理,农业教材的编撰者既有大学教授,也有职业教育专家和职业学校教师。这一时期的农业教材在职业教育各科中数量最多,而且农业教材的质量也很高,很好地促进了当时农业教育的发展,更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五、抗战时期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农业学校教材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了适应战时需要,挽救国家危亡,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当年成立了农业教育委员会,“对农业教育之调查、农业教育改进方案、建教合作事业、农业教育之推广事宜、农业教育之调整、农业教育师资训练已有原则上之决定”。这一时期的农业学校在课程教材方面与“黄金时期”没有多大变化,“黄金时期”有了部颁的农业教材,在这一时期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1940年,教育部组织成立了“职业学校教科用书审查委员会”,对已经出版的书籍或当时各校使用的讲义进行审查付印。同时,为了编辑农业职业学校的教科书,职业学校教科用书审查委员会会同农业教育委员会,共同设立了“农业职业学校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颁布了《教育部农业教育委员会农业职业学校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章程》,据此筹划编写农科教学用书。1942年5月,教育部“为推进技术教育奖励研究编译及供给各类职业学校需用教材起见”,颁布了《奖励编译职业技术教材暂行办法》,规定凡是在教育部审查之后,被认为是优良的教材,根据教材编译的内容和当时的社会需求,给予相当的现金奖励,以此鼓励更多的专家编译职业教育教材。对当时已经编出的职业教育教材如农业活页教材、战时农业生产课本等进行具体分析,可以看到,这些教材多是以当时中国的农业、农村的教学实际情况为立足点进行编写,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功用性。在战争这个大背景下,农业职业教育教材虽然发展缓慢,但当时的教育部专门组建了编辑农业教材的“农业职业学校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使教材编写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并且融入了奖励机制,这些都在客观上对农业教材的编辑出版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使得这一时期的农业职业教育教材不至于停滞落后。六、结论在近代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近代农业职业教育教材演变经历了从引进到本土化,从失范到规范化,从偏重理论到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过程。从近代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的历史演变中,发掘其变化发展的特点,可以为当前的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提供历史借鉴,有助于建立具有中国气派的职业教育教材体系。(一)要健全职业教育教材管理的体制机制近代中国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的发展,经历了由失范到规范化的历程,正是由于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管理日益规范化,才能够出现近代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的“黄金时期”,因此,教材管理体制的规范化是基础。现在我国的职业教育教材管理实行的是国家和省(市、区)两级规划与审定,这就忽视了学校方面在职业教育教材建设与管理中所应有的作用,因此必须健全教材开发、选用、更新机制。在教材开发方面,要坚持行业指导、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原则,国家、地方与学校三方面要共同合作开发职业教育教材。在国家方面,应负责规划组织开发一些公共基础类或专业大类的基础性教材;在地方政府方面,应把握地方的特点以及发展特色,据此建设相关的教材;在职业院校方面,应根据学校的专业建设与发展需要开发能够体现出学校特色的教材。在教材质量评价方面,应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同时要让广大教师与职业教育专家共同发挥作用。在教材选用方面,要推广使用国家规划教材。(二)要加强教材编撰者能力建设,推动教材的健康发展近代农业职业教育教材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与其编撰者的能力建设不无关系。近代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的编撰者从最开始的外国农业教材的翻译者到大学教授,再到大学教授与职业教育专家共同合作,使得教材从内容、结构等方面都能不断适应当时农业教育发展的需求,极大地推动了近代农业学校教材的健康发展。职业教育教材编撰者的能力水平直接影响着教材的质量,因此要重视职业教育教材编撰者队伍建设,建立专家库,发挥团队的智慧,同时应鼓励一批在相关行业有深入研究的教材专家继续发展创新,最终孕育出一个具有较高理论素质、较强实践能力的教材编写与审定群体,促进职业教育教材健康发展。(三)要引进来与本土化相结合,更加偏向本土化近代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的发展演变,是一个从引进来到本土化不断发展,最终走向以符合近代农业的实际要求为出发点,编写本土化的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的过程。现今社会是一个全球化的社会,信息畅通无阻,交流更是越发频繁,在这样一种全球化的趋势下,我们更要认清自己的特点及自己的实际需要,不能盲目排外,也不能全盘接受,而是要立足于中国本土农业文化的特殊性,吸取国外职业教育教材的先进经验,建立具有中国气派的职业教育教材,完善符合我国国情、具有时代特征的职业教育教材体系。参考文献:[1]刘桂林.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141.[2]张静庐.官书局奏开办章程[A].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7:48.[3]周邦任,费旭.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史[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7.[4]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596.[5]邹秉文.对于吾国甲种学校宗旨办法之怀疑[J].教育与职业,1921(25):12-14.[6]吴觉农.中国农业教育改造的途径[J].教育杂志,1925(1):4-5.[7]王云五.编印职业教科书缘起[A].李积新.肥料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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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 《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的通知教师〔2017〕12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人社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人社局,有关部门(单位)人事教育司(局),教育部直属各高等学校: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和《教育部中央编办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精神,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研究制定了《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2017年10月20日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和《教育部中央编办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进一步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做好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下放后的监管工作,激发教师教书育人积极性、创造性,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制定本办法。第二条全国高校教师系列职称评审监管适用本办法,民办高校可参照执行。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第三条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校,尚不具备独立评审能力的可以采取联合评审、委托评审的方式,主体责任由高校承担。高校副教授、教授评审权不应下放至院(系)一级。高校主管部门对所属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实施具体监管和业务指导。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实施监管。第二章 评审工作第四条高校按照中央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部署,结合学校发展目标与定位、教师队伍建设规划,制定本校教师职称评审办法和操作方案等,明确职称评审责任、评审标准、评审程序。校级评审委员会要认真履行评审的主体责任。院(系)应按规定将符合职称评审条件的教师推荐至校级评审委员会。第五条高校制定的教师职称评审办法、操作方案等文件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职称制度改革要求。文件制定须按照学校章程规定,广泛征求教师意见,经“三重一大”决策程序讨论通过并经公示后执行。第六条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办法、操作方案和校级评审委员会组建情况等报主管部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备案。其他高校报主管部门及省级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第七条高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订岗位设置方案和管理办法,在岗位结构比例内自主组织职称评审、按岗聘用。第八条高校每年3月31日前须将上一年教师职称评审工作情况报主管部门。高校职称评审过程有关材料档案应妥善留存至少10年,保证评审全程可追溯。第三章 监管内容第九条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以及职称制度改革有关政策,体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原则,切实把师德评价放在首位。第十条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落实以下要求的情况:(一) 本办法第四、五、六、七、八条的内容是否落实;(二) 各级评审组织组建是否规范、健全;(三) 是否按照备案的评审办法和操作方案开展工作,排除利益相关方、工作连带方的干扰;(四) 在评审中是否有违纪违法行为,对教师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是否妥善处理。第四章 监管方式第十一条高校主管部门每年对高校报送的职称评审工作情况等材料进行核查。第十二条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及高校主管部门采取“双随机”方式定期按一定比例开展抽查。根据抽查情况、群众反映或舆情反映较强烈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专项巡查。要突出监管重点,防止责任悬空、防止程序虚设。第十三条高校教师职称评审要严格执行公开、公示制度,主动接受监督。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及高校主管部门将抽查、巡查情况通报公开。第十四条有关部门及高校要完善投诉举报制度,畅通意见反映渠道,强化高校自律和社会监督,及时处理群众反映的有关问题。第五章 惩处措施第十五条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中申报教师一旦被发现弄虚作假、学术不端等,按国家和学校相关规定处理。因弄虚作假、学术不端等通过评审聘任的教师,撤销其评审聘任结果。第十六条完善评审专家遴选机制,对违反评审纪律的评审专家,应及时取消评审专家资格,列入“黑名单”;对高校和院系党政领导及其他责任人员违纪违法,利用职务之便为本人或他人评定职称谋取利益,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第十七条高校因评审工作把关不严、程序不规范,造成投诉较多、争议较大的,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及高校主管部门要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整改。对整改无明显改善或逾期不予整改的高校,暂停其自主评审资格直至收回评审权,并进行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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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健:不要给工匠人才贴上“不善学”标签

    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代表团斩获15枚金牌、7枚银牌、8枚铜牌和12个优胜奖,取得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最好成绩。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学生宋彪经过4天鏖战,夺得工业机械装调项目第一名,并在所有参赛选手中获得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大奖,成为中国获此大奖的第一人,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历史。中国学生在被称为“技能奥林匹克”的世界技能大赛上取得如此辉煌成绩,为国家争得荣光,也为中国制造赢得希望,极大地鼓舞了职业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值得大大地喝彩。获奖选手在得到国家和各级政府高度赞誉的同时,也引来了各类媒体竞相宣传报道。不过,有媒体在宣传报道获奖学生时,存在不正确的人才观和教育观,使人们对职业学校学生产生一定程度的误解。比如,在宣传报道阿尔伯特大奖获得者宋彪时,为赞扬宋彪同学的优秀表现,媒体以“学有不善时,一技行天下”予以“褒扬”,报道中也少不了说,宋彪入职业学校前的成绩并不好,取得如此辉煌成绩,靠的是勤学苦练等。笔者以为,这些媒体的报道并不符合事实,不自觉地给人造成了职校学生尽管技能好,但文化课成绩不佳、不善学习的负面印象,强化了学技能等于学习差的社会偏见。拿宋彪来说,即使获得世界技能冠军,也免不了被归属于“不善学者”。笔者要问,真的不善学吗?不善学,何以学专业理论?又何以学成精湛技能?更何以夺得世界技能冠军?要知道,精湛技能的掌握并不是“雕虫小技”这么简单,夺得世界技能冠军更是要求具有强大的学习能力、分析能力、应变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学习掌握扎实的专业理论,没有习得精湛技能,怎能在技能大赛中得心应手并夺得大奖?世界技能大赛中的工业机械装调项目比赛共分为5个模块,包括机械加工、焊接加工、液压系统的安装、装配与调试、电气安装与检查,赛程为4天,累计比赛时间为20小时。有来自包括瑞士、德国等技能强国在内的世界技能组织68个成员国家和地区的1260多名选手参加角逐,高手如云。宋彪被贴上“不善学”的标签,这个世界冠军还有光彩吗?“不善学”而成为技能世界冠军是不成立的,“不善学”而成为工匠人才是不符合逻辑的,对此类高技能人才标以“学有不善时,一技行天下”不妥当。笔者无意否定媒体的报道,仅想以此引出一个目前普遍存在的社会认识偏差,即习惯于将学习与技能对立起来,将技能型人才与“不善学者”等同起来,将职业教育看作次等教育。社会正确的人才观和教育观还远没有确立,这对职业教育发展和技能型人才培养,对打造中国制造强国和国际竞争力都是非常不利的。不善学,用传统的标准就是学习成绩不佳,考不上高中和大学。考不上高中而上职业学校者,即使学得精湛技能,成为技能顶尖人才,也常常被贴上“不善学”的标签,安抚为学习成绩不佳没关系,成为工匠人才也是一条成才成功的道路。这种观念看上去是褒扬,实际上是对工匠人才的误解或偏见。我国这么多的“大国工匠”和各领域的技术能手,往往学历不高,但从他们掌握的丰富专业知识和精湛技能来看,必然是学习的能手,一定是善学者,并且还具有很强的技术革新和科技创新能力。没有强的学习能力是不可能成为工匠人才的。这就引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学习”和“何为善学者”的问题,这不仅对发展职业教育、培养技能型人才是需要澄清的问题,也是我们整个教育需要回答的问题。现在对学习的理解,更多的是文化知识的学习,因而善学者往往是指考试成绩好者。应试教育让学生沉浸在题海之中,善学者成为“刷题”能手和考得高分者,而不善“刷题”或反感以无休的考试代替学习者,得不到理想分数,则成为不善学者。前者能考入普通高中继续反复考试,后者进入职业学校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刷题”考试式的“学习”,机械重复,疲于解题技巧训练,学习内容也被局限于考试范畴,不得随便越雷池半步,对学生今后的学习和未来发展也并无用处,从这点上讲,真正的学习其实并没有发生,许多学生对此感到厌烦和不适,兴趣全无,直接的表现就是怠学、厌学或弃学,便成为“不善学者”。而这些“不善学者”一旦摆脱了极端的应试学习,却在自由自主开放的学习上如鱼得水,或对手脑并用的专业学习和技能学习兴趣大增,成长为工匠人才,真正的学习发生了。而且,专业学习与技能学习相辅相成,并不是专业学习不善,技能便可以学成,从这个意义上讲,技能是练就的,也是学得和研得的,简单的练而无学,技能是学不成的,“大国工匠”也是在这样的学习中产生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明确了工匠人才培养的方向和职业教育发展的定位。我们要进一步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和社会价值导向,引导更多优秀学生接受职业教育,培养更多优秀工匠人才,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作出更大贡献。(作者:张健,单位:江苏省常州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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